相反，将行政规则制定权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则仍然契合法律高于行政的逻辑，行政规则不得与法律相违背要求也变得理所应当。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因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道德的非强制性不足以遏制频发的政府失信行为，政府诚信建设仅仅依靠道德训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实现政府诚信这一道德要求的法律化。现代行政立法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应当对其加以限制。

另外，由于《行政许可法》确立的信赖保护原则主要局限于行政许可的范围，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在诸如发布政策、签订契约、做出承诺、提供指导或信息咨询等广泛众多的行政管理领域和场合，信赖保护原则还没有被很好地确认和适用，不利于政府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的确立。刘一：《政府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共中央党校2014级硕士论文。前者认为诚信原则本来就是公私法同有的原则，只是私法最先发现而已。而诚信政府建设更强调从内在核心价值建构出发，促使政府诚信履行职责。[20]参见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14]有关政府诚信评价指标的研究，参见杨秋菊：《政府诚信评价：基于国际组织比较的视角》，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5期。[19]支持性意见参见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这种观点认为人格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在若斯兰看来，这种权利观将个人在社会中孤立起来。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权利本位论的所有论证都是充分的，甚至对现代法学中的主体概念，权利本位论者也并未过多探究。其一是儒家人权学说，它呈现出了一种共同体视角下的权利理论，其中以安靖如等人对儒家文明的讨论为典型，他们将儒家的价值同现代西方的权利理论联系起来，探究儒家的人权学说。张恒山的论述在理论上揭示了共同体对于理解权利的重要性，而这一时期的权利实践也在真实地呼唤共同体的权利观。或者在对权利的界定中，并非以利益为核心，权利论仍然包含着价值方面的诉求，包含着对个体自主性和意志自由的承认。

在主张私力救济的学者们看来，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加以宣告的权利，不过是修辞，甚至是遮羞布。在苏力的笔下，权利的标准被暗自替换。

尽管权利在此时仍然被理解为统治阶级分配利益的工具，但统治阶级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享有一定自由的主体。[9]参见郑成良：《权利本位说》，《政治与法律》1989年第4期，第2-5页。苏力以中国古典时代的复仇案例为原型，展示的是农耕社会的制度生活图景。主体性的最初含义是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承认人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为正当。

权利本位论强调现代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现代法学的图景应该紧紧围绕权利这一基础性的概念来构建，这种观点在与会学者们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并在随后扩展开来。[20]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第30页。只有在一个由第三方参加进来的三人社会中，才存在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良知的基础上。他剥离了秋菊生活的语境，也剥离了秋菊对现代事物的渴望，因而就无法感觉到秋菊们在成为现代主体过程中的努力。

【摘要】 自1980年代后期权利本位论出场算起，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已经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这一权利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42] 将人视为一种类存在物，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有关类的哲学的基础上对主体性概念的一个突破。

[18]参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这个享有自由和能够作出选择的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有着怎样的期待？[8]透过郑成良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权利本位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

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体为核心的权利观成为权利冲突和权利滥用的源头。[7]这正是当今法律学者熟悉的自由概念，它强调个体行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性。不论是在郑成良的分析中，还是在张文显的笔下，权利都存在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现行法律的规定。离开社会关系，人便不复为人。[40]有论者甚至想要将权利、义务和权力等概念统一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中，于是社会权力等概念开始出现。[46]权利冲突的解决因此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关系范畴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权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其限度的。

可以想见，在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中，这种私力救济主要体现为利益的交易与计算，体现为权利主体如何采取成本更低的方式实现权利。[2]在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

[22]这两处引文参见注[20]，第32-33页。这个在自己追求的对象中陷入迷失的个体，开始反思自己。

[43]有关费尔巴哈类哲学的学说以及马克思对这种学说的改造，参见朱学平：《从古典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研究（1839—1843）》，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184、188-199页。值得注意的是，张恒山这一时期使用笔名北岳发表文章。

从此，我们观察法律现象的视野开始奠基于主体性之上，从主体出发来衡量和评判一切法律概念的价值和意义。相反，这个共同的生活空间和共同体，乃是权利主体内在地建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压制权利主体的共同体，而是主体和他者之间共同营造的一个美好生活空间。在1990年代初期的权利观中，权力是作为权利的对立面出现的，是消极的甚至被否定的概念。[6] 这是怎样的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的选择和自由是一种怎样的选择和自由？在郑成良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论自由权利——简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学中的含义》一文中，可以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回答。

与此同时，吉林大学的高清海教授也在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主体性的思考，并于1988年出版了《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一书。权利的社会化是伴随着福利权和发展权等新型权利的出现而展开的论题，这些权利不同于此前的权利。

他对这样的主体不以为然，他早就将这个主体的预设视为西方话语的暴政。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由中国学者自行表达出来的能够将共同体吸纳进自身的权利理论尝试，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为中国学者注意。

在张恒山看来，权利论忽视了共同生活的基础，共同生活只能由义务规则确立，他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权利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隐私权的概念出现在1990年代绝非偶然，它意味着个体的私人空间也应受到法律保障，不得随意侵犯，私人空间同样是主体的需求之一。

[52]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时代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崭新的个体概念开始出现在1980年代末期的法学理论中。[62] 从总体上讲，当代中国权利理论有一种从个体走向共同体的趋势。这就是，权利不仅基于个体自身的特征而得到证明，而且越来越基于共同生活的原则、基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而得到证明。[57]在研究主体性的当代学者笔下，可以看到共同主体这一表达。

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相伴随，也随着我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而逐步深化。新的权利观必须面对公共权力的问题，而在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法理学讨论中似乎还没有或很少回应有关权力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是要基于共同的意志形成共同的规则，以实现共同的正义。[39] 三人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鲁滨逊孤岛生活状态的质疑上。

文中明确说到，权利本位范式的出现和成熟，预示或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的形成或诞生。[37]这一立场集中表达在《义务先定论》一书中，参见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